1951年1月下旬，在朝鲜战场中部山区，志愿军部队正经历着持续的敌军冲击。炮火如雨般轰炸，山石崩裂，交通线路则时断时续。在这个危急关头，二营副连长程成刚却在战斗最激烈时从前线撤了回来，问题在于他并不是在执行命令，而是临阵脱逃。这一事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，原因不仅是干部的坚定态度受到质疑，更因为志愿军在当时面临着压力巨大并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，敌军在空中和火力上占据了压倒性优势，各个阵地只能依赖简陋的工事来抵御攻击。一个指挥官的突然撤退，可能会使数十、数百名士兵失去信心。

根据相关的回忆材料，当时部队负责编防守的几处山地，如兄弟峰、光教山和白云山，地形复杂且坚硬，掩体难以开挖。美军的飞机不断对这些阵地进行轰炸，随后坦克和步兵也紧随其后，阵地上的战士们只能惨淡地在弹坑、岩缝中顽强抵抗。有一处高地失守后，部队迅速做好反击的准备，许多战士虽然带伤归队，但他们身上的棉衣早已沾满泥土和鲜血。在此时，程成刚却返回营地，声称前线已经无法守住。很快，有人向营长孙德功解释，程成刚曾以弹药用尽为理由，带着两名士兵跟随他离开，随后独自返回。

营长孙德功对此感到愤怒，他先是了解事情经过，接着命人将程成刚带来，营部气氛顿时凝重。尽管在战场上人人都可能感到恐惧，但作为副连长，目睹着队伍仍在奋战，却擅自离开岗位，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。程成刚跪在地上辩解：“营长，我一时糊涂，前沿实在不能再守了。”然而，孙德功并未接受他的辩解，认为守不住阵地的决策应由上级判断，而不该由个人随意逃避责任。尤其在关键时刻，副连长应当稳定士气、传达命令，而不是选择逃避危险。

孙德功当场提出依军法要对程成刚严惩。就在此时，指导员杨明见情况危急，急忙劝阻：“营长，先把情况查清楚，再上报师部处理。”他的劝阻并非为逃军开脱，而是他关注到如果不严谨处理，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问题。两人的分歧迅速从处理方式转向对军纪的看法斗争。孙德功更关注战斗中的后果：前线上战士们仍在流血，若不惩处擅自撤退者，可能会让其他士兵产生侥幸心理。而杨明则认为程序和证据重要，军法的严格性不应由个人情绪影响。

这一争执很快传至师部，师长金振中果断表态，认为程成刚的行为不仅是普通过错，更是严重危害部队安全的违纪行为，要求依照军法予以处理，并下令立即执行。这个命令的严肃性不容小觑，所谓“就地”处理意味着在战时必须迅速决策，不能让重大违纪人员继续待在一线部队，因为师部已经确认事实成立，基层指挥员也需承担执行责任，并将整个经过记录清晰。

1951年2月4日，程成刚被押至营地旁的一片空地。关于这一事件的具体细节，流传的版本各有不同，某些文字显然经过文学化加工。但可以确认的核心信息是，战时部队对临阵逃脱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态度，而不是所有细节都可以作为档案材料来引用。有流传的版本称，程成刚当时22岁，他在行刑前请求宽恕，但杨明并未再出面阻拦，因为师部的命令已经下达，案件性质已然明确。枪声响起后，营地随之恢复沉默，这一事件所带来的，不仅是个别的惩罚，而是一条清晰的军纪界限：在战斗中，指挥员不可选择离开自己的部队。

随后，孙德功对官兵们说明了处理的缘由，他强调，志愿军面对的是装备更为优越的敌人，唯有依靠坚定的战斗意志和严明的组织纪律，才能取得胜利。没有明确命令而擅自撤回，表面看来是个人逃避，但实际上可能导致指挥失误、布阵混乱，甚至使防线整体崩溃。杨明的劝阻也反映出另一层意义：军纪不是靠单纯惩罚来维持，核实事实、明确责任并依规办理同样至关重要。严惩与审慎并不排斥，尤其在战火纷飞的时刻，如何保持这一界限成为一大挑战。朝鲜战场上的多个阵地都是经过数次争夺才能坚守下来，士兵们中有人在负伤后仍继续作战，也有人因为弹药耗尽不得不转移，另一部分人则在压力面前失去了勇气。军队不应缺乏恐惧，但职务承担者必须在关键时刻勇于履责。程成刚案件之所以屡次被提及，正是因为它以极其惨痛的方式向部队展示了这一点。